你当前位置: 梦之城娱乐平台 > 随笔 > 详细内容
童年趣事拾零
来源:《朔风》杂志 编辑:李榕樟2018-10-26 17:35:53
浏览字号:
0

  童趣没有时代性,但有时代印记,该记下的忘记了就难以再想起,很多人年迈后都在为此遗憾。而著名散文家、画家丰子恺先生特别重视童趣,画了“阿宝两只脚,凳子四只脚”等不少儿童画,生动真实地记录了童趣点滴,成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不朽之作,代代相传。我出生上世纪60年代,其时正值动乱,大人们剑拔弩张,忙于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,很少顾及我和小伙伴们,于是大家自找乐趣,倒也玩得不亦乐乎。

  ——题记

  捉迷藏

  这似乎每个孩子都玩过,我也不例外。它该是古今中外代代相传的一种游戏,看谁能出其不意,躲藏得好;谁能明察秋毫,发现得快。它玩的是心跳,让人在好奇的等待和探寻中感受乐趣,所以魅力独特而恒久,传播也极为广泛。

  小时候,经济不发达,我住的那条路上,鲜有机动车经过,街道和弄堂是大家玩耍的场所。家附近有家机床厂,总把机床座架用铲车叉到路口空地叠床架屋地堆起来。我十分喜爱呼朋引伴到那迷宫般的机床座架堆里玩捉迷藏。堆着的机床座架就像现在孩子们爱玩的“翻斗乐”,只是不比“翻斗乐”漂亮、轻巧、安全,在这些铁疙瘩上摔倒哪怕是碰一下,后果不堪设想。

  但惊险本身隐含着乐趣,大家玩起来无不兴味盎然,忘乎所以。后来,空地外围起了竹篱笆,大家就用老虎钳剪断那上面的铅丝,抽去几根竹片一个接一个钻进去,照样奔跑、跳跃、躲藏、呐喊。有一次,我和大胡子门卫“打游击”,屏住呼吸躲在暗处,把他也当作捉迷藏的一分子,感到紧张又刺激。最后,他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,总算逮住了我,可也只是说几句“以后不许再来了!”之类的话当场释放了之。第二天,我和伙伴们就像没发生过这事,又蜂拥而去……

  我家住在底楼。每到盛夏暑假,午后,过往的孩子总会有几分胆怯。因为从我家的床底下,时不时会突然“飞”出胶鞋、布鞋来,吓他们一大跳。

  原来,那是从影片院里学来的。故事片《平原游击队》,情节精彩,抗日游击队长李向阳等来无踪、去无影,屡屡出其不意,打得敌人没了方向。大家当然佩服之至,于是想到在捉迷藏游戏中模仿,以此来过瘾。

  我家两间屋子,各20多平方米。其中一间是大家游戏的天堂。每天早上,大家便从另一间白天要锁门的房间里取出4块大铺板,藏在院子里,等父母上班后,中午拿出来架在两张床的中央,在床和铺板下面铺上席子,再用毯子把下面分割成一个个幽暗的地道——大家睡午觉的铺位。

  除了兄弟姐妹4人,还有左邻右舍的玩伴,很多人只知道他们的外号而叫不出他们的本名:老黄牛、毛豆子、长颈鹿等等。睡觉常常成了托词和摆设,玩捉迷藏、打仗倒成了主要内容。某人藏好,规定另一人在数数50之内找到并抓住、或数人分别分成两个阵营,被鞋子击中者亡,看哪方最后胜利。大家每天乐此不疲,屋内常常乱作一团,笑声、呐喊声响成一片。

  以前,弄堂口对面有个大院,带有挺大的苗圃。院子里住着“小黑皮”。夏日里,天再热,太阳晒得水泥地火烫,他照样从早玩到晚,哪怕整天在露天的环境下。于是皮肤越晒越黑,像是非洲人一般。他的爬树技巧之高让大家一群小伙伴叹为观止,觉得肯定不输给小兵张嘎影片中的主角嘎子,十多米高的树,他三下二下就上去了,无师自通,不在话下。抓知了、逮天牛、捉蟋蟀、顶橄榄核、“造房子”,没一刻闲着。晚上太阳下山后,他还是出来玩。在那个大院里玩捉迷藏,找“小黑皮”更是难上加难。因为他太“熟悉地形”,武艺太高强了。有一次找他到天黑还未果,原来他爬到隔壁苗圃枝繁叶茂的树上,躲得好好的。还是那苗圃的园丁帮忙找到的。

  小学时,大家最喜欢下雨天上体育课,因为去不了操场,体育老师组织捉迷藏。规定某组学生当“特务”,在校区内躲藏起来。校区分为两幢楼,一个操场、一个院子。20分钟内玩一次。一节课玩两次。刘海刚和长着高鼻梁、白皮肤外号“外国人”的,总抢着报名当“特务”。他们机灵敏捷,躲藏的地方很“鬼”。不容易找到。我也当过一回“特务”,放体育器材的小房间内,关了灯,我藏在一个空跳箱的里面,自以为得意。活动开始,我屏住呼吸,听到好几拨同学从这间平时从不注意的屋子前经过,高兴一阵子,但最后还是给“警惕性”很高的“革命群众”给逮住了。那份紧张,那份懊丧,是现在难以想象的。也因为此,觉得刺激,有乐趣。

  现在,我看到儿子也玩捉迷藏,但名堂比大家那时简单多了。从这点看,自己的童年也是蛮幸福的呢。不过,现在的孩子在网上玩的CS(“反恐精英”),其实是现代版的捉迷藏,惊险、刺激,确实令我等要感叹生不逢时。

  画画与演戏

  儿时,我家有个园地,水泥和泥土各半,大家最初画画是在水泥那半上,“画布”够大,又平整,把敲碎了的红砖砖块拿来,在那上面画飞机大炮。或在画的格子上单腿跳来跳去,玩“造房子”的游戏。图画画了后可以擦去,再画。画笔和画布都不用花一分钱。后来觉得不过瘾,就干脆在旁边的泥地里画立体的战壕,构筑碉堡、挖掘陷阱,演绎“抗美援朝”。还从井中不停吊水上来,灌在沟里。尽管因为水井因年久未用,水开始时还发臭,蚊子飞舞,大家满身疙瘩,但仍乐此不疲。甚至边玩边嘴里边哼哼那看影片时听来的战斗进行曲呢!

  因为喜欢绘画,暑期里,大家自发组织学习绘画,大一点的伙伴当小老师,作品就在居民楼的走廊墙上展出,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墙上用彩色皱纸花边围出展示框来,打头处有前言,每张作品下有空格,让走过路过、自然来参观的各家大人小孩打分评价。画得好的还真的了几个五角星,于是,编辑就会得到奖励——一张当时非常紧俏的影片票!

  小学时期我进少年宫绘画班学习绘画。少年宫那时经常接待外宾参观。大家的习作都要展出。引导我绘画的是黄引导和曹引导,还有后来很有名的美术家陈敦,我记得我画过两幅画,黄引导布置的作业是“创作”,我一幅画的是射门,另一幅画守门员飞身扑救。后者实际上是临摹手帕图案,造型稍好,得到了表扬。其实我的画水平和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。有的同学绘画水平之高简直令人目瞪口呆。外宾看后十之八九要称赞,还举着画拍合影,老师也感到很长脸。据说我那会儿的同学,后来有的被选拔进中央美院,毕业后当上了广告大企业的美术总监,参加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电视宣传片的美术设计哩。

  除了学画画,我还学过演戏。上世纪六十代年末,我8岁,那时候我就在家里演《红灯记》。隔壁邻居舅舅和熊家阿爸是京剧票友,平时吊嗓子、拉京胡,经常在家拉场子集体唱样板戏片段。大家耳濡目染,熟悉很多唱段。他们导演样板戏,有板有眼。演出前换装、化妆,爸爸的大檐帽、肩章、军用公文包、武装皮带,全都被大家从箱子里翻出来充作戏服、道具。舞台有两个,一个露天的,那是我家落地钢窗外那块彩色马赛克的平台,平台外延是黑色的马赛克镶边,下两级台阶才到地面,它做舞台可谓天造地设。另一个在室内,就是把那个四折叠的屏风放在中间挡一下、演员从屏风后走出来就是了。

  演员出场,既有文戏也有武戏,个个都很投入。我二姐出众漂亮,遐迩有名,南汇路上几乎无人不晓,平时梳着小辫子,她出演李铁梅。我头较大,个子矮,男扮女装演李奶奶。楼上绰号为“阿丘丘”的邻居平时人如其名,调皮,又生就一副招风耳朵,演鬼子小队长鸠山。正面主角铁路地下党员李玉和是谁演的忘了,但“临行喝妈一碗酒,浑身是胆雄赳赳”的那两句经典唱词,我等不论是谁却还是随口就能够唱出。李铁梅有个甩头动作,阿姐辫子短,演出时接上一段,后面甩至前面,用手使劲抓住,两眼冒光,表现对敌人的满腔怒火。李玉和去铁路站上班总带着饭盒,我妈那时带饭的铁皮三层饭盒,和它相似,就直接代替了。后来英雄下狱受刑,大家就在白衬衫上倒红药水……唱词时有熊家阿爸拉琴、敲小鼓来配乐,那场景很逼真。哪一段该是啥唱腔,动作架势该如何,邻居舅舅都记得十分清楚,引导很专业。谁有了疑问都要问他,大家对他很佩服。

  五十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登台演出过什么角色,但儿时那几次舞台经历,记忆深刻,已永远地印在了脑海中。

  打电话

  如今,手机满天飞,台式座机更是稀松平常,很多地方人均都超过了一台。而在我小时候,私人电话非常少见,如果谁家有电话,那是很很稀罕、了不起、满脸生辉的一件事。

  因为父亲是市里大企业的经理,所以,我家的电话,是1973年装上的,那是一台有点土气黑颜色的别人用过的墙式电话机,放在父亲的书桌上,后来换成了台式的。

  父亲的房间,白天一般锁上。这电话就越发显得珍贵。如果父母亲早上上班时忘了锁门,大家就非常高兴。因为大家可以打电话了。

  打电话成为一种很有趣的游戏,大家左邻右舍的玩伴都来打。

  大家冒充前弄堂女同学的男朋友,打电话约会。一会儿,弄堂里来了电话站阿姨,她举起喇叭,扯着嗓子喊:“17号,某某某---电话!”大家听着暗暗好笑。又想着法子如何继续骗她。

  弄堂口的阿辉,油头粉面,像是个小开,学工时的师傅听说很有几分姿色。竟然胆大得整天要引诱师傅,冒充她单位里的帅哥约她出来看影片。开始的一幕很有戏剧性。大家几个在一块商量着,电话打过去,阿辉问:你猜猜,我是谁?——啊,猜对了。原来阿辉的声音恰好和她厂里的帅哥相仿。于是,阿辉随机应变,大家在旁边的互相商量,怎么对付,快速给他出主意。居然说得有声有色。说上10分钟,就约她出来看影片了。看影片在那时可是有特殊含义,就是谈对象。说好某日某时在影片院门口约会。阿辉到时躲在影片院附近看,果真见那“师傅”打扮一新前来,不禁大喜过望。回来后讲给我等听,大家哄堂大笑。

  电话还成为大家拍照做秀的道具。电话、旁边放个9寸的飞跃牌电视机、再放上一座皇后石膏坐像,穿上父亲的军装礼服,戴上大沿帽,大家拍了一张又一张黑白照片,觉得无限风光,到处示人。

  一部电话曾经为不少邻居帮了大忙,为我家积德积善。弄堂底的财富之家,住着一幢楼,但那时没装电话,家里的老祖母病重,一家人是半夜到我家打120叫救护车的。前弄堂甚至再前弄堂的邻居不大熟悉,但因为我家有电话,叫了几次电话,一来二去,好象热络了许多。晚上公用电话站下班了,有的左邻右舍,住得蛮远,隔开马路,甚至是转弯抹角才认识的,还是把电话打到我家让大家传呼,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但口气好像大家大冷天非从被窝里爬起来穿衣外出报信不可;尽管大家做了好事,日后在街上见到,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,让大家觉得家有电话并不有趣,反而是如同烦恼缠身。

  拍照取乐

  拍照片曾带给大家许多乐趣。

  小学6年级的时候,同学阿容偷偷取出其父亲的上海牌老虎皮照相机,和大家去上海当时最大的公园西郊公园拍照,那是平生拍的第一次照,大家非常兴奋。由于相机有些漏光,大家对曝光要领还不甚明了,所以,洗出来的效果不很理想。不过大家兴奋异常。从那后,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  大家纷纷搞来照相机拍照。家父是个摄影爱好者,有一架德国照相机。据说是抗日战争时的战利品。大家家经常用它拍照。以至影集很多。这架照相机父亲很看重,我心里知道,如果向他借,那是绝对不会得到允许的,于是,我把它擅自拿来。和同学们出去拍了不少照片。因为是“偷来”的缘故,所以,大家拍起照来更加来劲。去了上海以前自己没有单独到过的许多地方。比如外滩。逛了不少公园。大家大胆化妆,穿上了笔挺的西装,戴起了金丝边眼镜,黑色的太阳镜,甚至穿军官制服,带领带和大沿帽,大家觉得那才是最酷的。而所有这一切,都是“地下”性质,因为那时正在搞文革,批判封资修,这样的穿戴是绝对离经叛道的。而且长辈也肯定不会容许。但似乎正是因为如此,大家好象因刺激多了一些乐趣。一次到长宁路某照相馆去领照片时,被告知照片“在工场间,自己去取。”到了工场间,一干部模样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是学生穿这样的装束思想不健康,不仅印好的照片要没收,不给大家,还要大家写下“事情经过和检查”。弄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,觉得对方好像是警察或是马上要报警,害怕因为此事被收押。事后想想,他们不做这笔生意,还把底片退回,其实是网开一面,只是在运动期间,政治神经过于敏感,怕惹事上身而已。大家自己在土暗房内把照片洗出来很多张,因为里经过如此曲折,因而感到分外的喜悦。

  还有一次到同学小明家取景拍照。其父亲个高,又不大说话,器宇轩昂、仪态威严。为此小明和大家都很怕他。据小明说今天家里没人,尽管玩。于是,大家翻箱倒柜找道具和服装,放胆把几间屋子搞得一摊糊涂。拍得起劲了,想拍几个人在一起做鬼脸的照片,没有三脚架,就把橱子里的抽屉全部抽出来填高代替三脚架,启动照相机的自拍装置。谁知,就在大家扮出怪象对着镜头的当口,房门咿呀一声开了,进来的正是其父亲,见我等如此作为,顿时满脸怒气,他厉声训斥小明,大家慌作一团,抽屉轰然倒塌,大家面面相觑、马上作鸟兽散。

  这两次意外的历险,让大家对拍照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  往事付流,记忆是唯一能够留住的财富,无需谁来保管,我自己凭借记忆力就可以,别人无法剥夺。童年的事儿无论欢乐还是痛苦,隔开久远再看,都是有趣味的,欢乐和痛苦的差别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般严重,欢乐中间或许夹杂着忧伤,痛苦里面可能掺进了甜蜜,两者都同样令人惆怅。当然,童年的记忆在变形在流失。很多东西大家无法留住,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但有的记述在和他人分享中会破茧成蝶,或是衍生出一种新的精彩,记忆的童年可能比原来出落得更加美丽和丰润,生命之奇妙其实也在于此,只是大家原来没有注意罢了。

点击热榜

热门图片

  • 扫描移动版
  • 扫描二维码
XML 地图 | Sitemap 地图